小径分岔的花园

献给维多利亚·奥坎波

利德尔·哈特写的《欧洲战争史》第二百四十二页有段记载，说是十三个英国师（有一千四百门大炮支援）对塞尔一蒙托邦防线的进攻原定于1916年7月24日发动，后来推迟到29日上午。利德尔·哈特上尉解释说延期的原因是滂沱大雨，当然并无出奇之处。青岛大学前英语教师余准博士的证言，经过记录、复述、由本人签名核实，却对这一事件提供了始料不及的说明。证言记录缺了前两页。

……我挂上电话听筒。我随即辨出那个用德语接电话的声音。是理查德·马登的声音。马登在维克托·鲁纳伯格的住处，这意味着我们的全部辛劳付诸东流，我们的生命也到了尽头——但是这一点是次要的，至少在我看来如此。这就是说，鲁纳伯格已经被捕，或者被杀。在那天日落之前，我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马登毫不留情。说得更确切一些，他非心狠手辣不可。作为一个听命于英国的爱尔兰人，他有办事不热心甚至叛卖的嫌疑，如今有机会挖出日耳曼帝国的两名间谍，拘捕或者打死他们，他怎么会不抓住这个天赐良机，感激不尽呢？我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可笑地锁上门，仰面躺在小铁床上。窗外还是惯常的房顶和下午六点钟被云遮掩的太阳。这一天既无预感又无朕兆，成了我大劫难逃的死日，简直难以置信。虽然我父亲已经去世，虽然我小时候在海丰一个对称的花园里待过，难道我现在也得死去？随后我想，所有的事情不早不晚偏偏在目前都落到我头上了。多少年来平平静静，现在却出了事；天空、陆地和海洋人数千千万万，真出事的时候出在我头上……马登那张叫人难以容忍的脸在我眼前浮现，驱散了我的胡思乱想。我又恨又怕（我已经骗过了理查德·马登，只等上绞刑架，承认自己害怕也无所谓了），心想那个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自鸣得意的武夫肯定知道我掌握秘密。准备轰击昂克莱的英国炮队所在地的名字。一只鸟掠过窗外灰色的天空，我在想像中把它化为一架飞机，再把这架飞机化成许多架，在法国的天空精确地投下炸弹，摧毁了炮队。我的嘴巴在被一颗枪弹打烂之前能喊出那个地名，让德国那边听到就好了……我血肉之躯所能发的声音太微弱了。怎么才能让它传到头头的耳朵？那个病恹恹的讨厌的人，只知道鲁纳伯格和我在斯塔福德郡，在柏林闭塞的办公室里望眼欲穿等我们的消息，没完没了地翻阅报纸……我得逃跑，我大声说。我毫无必要地悄悄起来，仿佛马登已经在窥探我。我不由自主地检查一下口袋里的物品，也许仅仅是为了证实自己毫无办法。我找到的都是意料之中的东西。那只美国挂表，镍制表链和那枚四角形的硬币，拴着鲁纳伯格住所钥匙的链子，现在已经没有用处但是能构成证据，一个笔记本，一封我看后决定立即销毁但是没有销毁的信，假护照，一枚五先令的硬币，两个先令和几个便士，一枝红蓝铅笔，一块手帕和装有一颗子弹的左轮手枪。我可笑地拿起枪，在手里掂掂，替自己壮胆。我模糊地想，枪声可以传得很远。不出十分钟，我的计划已考虑成熟。电话号码簿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唯有他才能替我把情报传出去：他住在芬顿郊区，不到半小时的火车路程。

我是个怯懦的人。我现在不妨说出来，因为我已经实现了一个谁都不会说是冒险的计划。我知道实施过程很可怕。不，我不是为德国干的。我才不关心一个使我堕落成为间谍的野蛮的国家呢。此外，我认识一个英国人——一个谦逊的人——对我来说并不低于歌德。我同他谈话的时间不到一小时，但是在那一小时中间他就像是歌德……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觉得头头瞧不起我这个种族的人——瞧不起在我身上汇集的无数先辈。我要向他证明一个黄种人能够拯救他的军队。此外，我要逃出上尉的掌心。他随时都可能敲我的门，叫我的名字。我悄悄地穿好衣服，对着镜子里的我说了再见，下了楼，打量一下静寂的街道，出去了。火车站离此不远，但我认为还是坐马车妥当。理由是减少被人认出的危险；事实是在阒无一人的街上，我觉得特别显眼，特别不安全。我记得我吩咐马车夫不到车站入口处就停下来。我磨磨蹭蹭下了车，我要去的地点是阿什格罗夫村，但买了一张再过一站下的车票。这趟车马上就开：八点五十分。我得赶紧，下一趟九点半开车。月台上几乎没有人。我在几个车厢看看：有几个农民，一个服丧的妇女，一个专心致志在看塔西佗的《编年史》的青年，一个显得很高兴的士兵。列车终于开动。我认识的一个男人匆匆跑来，一直追到月台尽头，可是晚了一步。是理查德·马登上尉。我垂头丧气、忐忑不安，躲开可怕的窗口，缩在座位角落里。我从垂头丧气变成自我解嘲的得意。心想我的决斗已经开始，即使全凭侥幸抢先了四十分钟，躲过了对手的攻击，我也赢得了第一个回合。我想这一小小的胜利预先展示了彻底成功。我想胜利不能算小，如果没有火车时刻表给我的宝贵的抢先一着，我早就给关进监狱或者给打死了。我不无诡辩地想，我怯懦的顺利证明我能完成冒险事业。我从怯懦中汲取了在关键时刻没有抛弃我的力量。我预料人们越来越屈从于穷凶极恶的事情，要不了多久世界上全是清一色的武夫和强盗了，我要奉劝他们的是：做穷凶极恶的事情的人应当假想那件事情已经完成，应当把将来当成过去那样无法挽回。我就是那样做的，我把自己当成已经死去的人，冷眼观看那一天，也许是最后一天的逝去和夜晚的降临。列车在两旁的梣树中徐徐行驶，在荒凉得像是旷野的地方停下。没有人报站名。“是阿什格罗夫吗？”我问月台上几个小孩。“阿什格罗夫，”他们回答说。我便下了车。

月台上有一盏灯照明，但是小孩们的脸在阴影中。有一个小孩问我：“您是不是要去斯蒂芬·艾伯特博士家？”另一个小孩也不等我回答，说道：“他家离这儿很远，不过您走左边那条路，每逢交叉路口就往左拐，不会找不到的。”我给了他们一枚钱币（我身上最后的一枚），下了几级石阶，走上那条僻静的路。路缓缓下坡。是一条泥土路，两旁都是树，枝桠在上空相接，低而圆的月亮仿佛在陪伴我走。

有一阵子我想理查德·马登用某种办法已经了解到我铤而走险的计划。但我立即又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小孩叫我老是往左拐，使我想起那就是找到某些迷宫的中心院子的惯常做法。我对迷宫有所了解：我不愧是彭冣的曾孙，彭冣是云南总督，他辞去了高官厚禄，一心想写一部比《红楼梦》人物更多的小说，建造一个谁都走不出来的迷宫。他在这些庞杂的工作上花了十三年工夫，但是一个外来的人刺杀了他，他的小说像部天书，他的迷宫也无人发现。我在英国的树下思索着那个失落的迷宫：我想象它在一个秘密的山峰上原封未动，被稻田埋没或者淹在水下，我想象它广阔无比，不仅是一些八角凉亭和通幽曲径，而是由河川、省份和王国组成……我想象出一个由迷宫组成的迷宫，一个错综复杂、生生不息的迷宫，包罗过去和将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牵涉到别的星球。我沉浸在这种虚幻的想象中，忘掉了自己被追捕的处境。在一段不明确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抽象地领悟了这个世界。模糊而生机勃勃的田野、月亮、傍晚的时光，以及轻松的下坡路，这一切使我百感丛生。傍晚显得亲切、无限。道路继续下倾，在模糊的草地里岔开两支。一阵清越的乐声抑扬顿挫，随风飘荡，或近或远，穿透叶丛和距离。我心想，一个人可以成为别人的仇敌，成为别人一个时期的仇敌，但不能成为一个地区、萤火虫、字句、花园、水流和风的仇敌。我这么想着，来到一扇生锈的大铁门前。从栏杆里，可以望见一条林荫道和一座凉亭似的建筑。我突然明白了两件事，第一件微不足道，第二件难以置信；乐声来自凉亭，是中国音乐。正因为如此，我并不用心倾听就全盘接受了。我不记得门上是不是有铃，是不是我击掌叫门。像火花迸溅似的乐声没有停止。

然而，一盏灯笼从深处房屋出来，逐渐走近：一盏月白色的鼓形灯笼，有时被树干挡住。提灯笼的是个高个子。由于光线耀眼，我看不清他的脸。他打开铁门，慢条斯理地用中文对我说：

“看来彭熙情意眷眷，不让我寂寞。您准也是想参观花园吧？”

我听出他说的是我们一个领事的姓名，我莫名其妙地接着说：

“花园？”

“小径分岔的花园。”

我心潮起伏，难以理解地肯定说：

“那是我曾祖彭冣的花园。”

“您的曾祖？您德高望重的曾祖？请进，请进。”

潮湿的小径弯弯曲曲，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我们来到一间书房，里面满是东方和西方的书籍。我认出了一些用黄绢面装订的大本子，那是明朝第三代皇帝命令编纂的手抄百科全书，从来没有印刷过。留声机的唱片在一只铜锣旁边旋转。我依稀记得路易斯·德·利昂说过的一首诗，记不清是赞美还是悼念的，那里面说的是悦耳的鸟语和阿拉伯竖琴。那会儿我们已经是无话不谈了。

我坐在一张低矮的榻上，背向窗口。我身边有一把矮脚书架，我记得一只青铜容器里有燃烧的檀香的淡淡的、圆形的火焰。艾伯特的脸有一圈朦胧的亮光，不晓得是因为灯光的缘故，还是因为他本人。我看清他的脸和真人大小的画像上的一样，跟画像上一样是那张严厉的脸，富于表情。那也正是我们家族的模样：眼睛离得很远，是那种直勾勾的黑眼睛。

艾伯特朝书架走去，背向着我。他先把圆座钟打开一会儿，然后又关上。

我一面看着他那一溜高大的书架，一面想，在这狭小的时间里，我自己也仿佛是个行进在无法挽回的时间里的幽灵。

“艾伯特博士，”我说，“您既然还记得我的曾祖，也就忘不了他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吧？”

“忘不了，”他朝我转过身来，说，“您的曾祖是彭冣，从前云南总督。他是一位神秘的人，自认为比谁都高明，一心要写一本比《红楼梦》人物更多的小说，还说要建造一座谁都走不进去的迷宫。他在这些事情上花了十三年工夫。他从一个外来的人手里遭到暗杀，他的小说变得毫无意义，他的迷宫也找不到了。我在英国的树荫下，反复思索这件事，认定这是找不到的。我想像他可能已经放弃了在荒山野岭营造有形迷宫的打算，却另选一座看不见的时间的迷宫。我花了两年时间，核查了某些互相矛盾的手稿，终于复原了彭冣的原意。我面前就有一份他写的手稿。那是第一页。”

我翻着纸页，看出那些字句原来是我从来也没有读过的那种手写体。那些页数虽然不多，却使我感到新奇。艾伯特继续说道：

“我接到这份手稿的时候，曾请人把这些字句翻译过来。那是他写的一首诗的片断。一共抄了十张正交纸。我还记得开头的几句：

我将我的小径分岔的花园，
留给各种不同的（并非全部的）未来。

我把那张纸还给艾伯特。他接着说：

“我不能把这个秘密再说一遍。我把自己关在明虚斋里，一连几个月，我把那部奇奇怪怪的小说重读了一遍。我发现小说里讲的是一个名叫方君的人。方君想要放弃高官厚爵去隐居，但是他的侄儿却强迫他当官。故事就在这条线上展开。我读了不知多少遍，里面有些片断叫人摸不着头脑。我不明白，譬如说，第三十章怎么会跟第十三章连接起来。我搞糊涂了，觉得作者的意图我永远也弄不清楚。我问过牛津的一位朋友，请教他怎样理解这部书。他比我敏锐，他对我说，我可能是在追查一个不是作者想好的意思，而是另外的意思。接着他又说：‘我想你最好还是直接跟彭冣本人联系吧。’他的这句话提醒了我。”

“一天晚上，我上床很早，忽然想起彭冣的话：我留下一个立体的迷宫，留给各式各样的将来。我不禁大吃一惊，几乎从床上跳起来。我突然明白了‘小径分岔的花园’就是那部杂乱无章的小说。‘各种不同的（并非全部的）未来’这句话，使我想到：这是时间上，而不是空间上的交叉的形象。我把那部作品重新看了一遍，证实了这个理论。在所有的小说里，每逢一个人面临几个不同的选择时，总是选择一种可能，排除其他；但是彭冣却认为同时选择全部。他就创造了各种不同的未来，各种不同的时间，它们又扩散、又分支，互相交错。因此小说的矛盾就由此而起。比方说：方君有一个秘密；一个陌生人来敲他的门；方君决定把他杀死。当然，就有各种可能的结局：方君可能杀死不速之客，可能被不速之客杀死，可能两人都安然无恙，可能两人都死，等等，等等。在彭冣的作品里，各种结局都有；每一种结局就是其余各条线分歧的起点。有时候，迷宫的小径汇合了：比方说，您来到这里，但是在某一个可能的过去，您是我的敌人，在另一个可能的过去，又是我的朋友。如果您能忍受我荒唐的念法，我不妨把剩下的几章念念。”

他满面春风，在明晃晃的烛光下，我觉得他就是彭冣。我们眼睛里的神采一模一样，也是那种直勾勾的黑眼睛。那张脸忽然变成了一张肖像，是艾伯特的肖像，也许就是我的肖像。我不明白当初自己怎么会没有认出他来。

“艾伯特博士，您能不能告诉我您念的是一部什么书？”

“当然可以，”他指着那部手稿说，“这部书名叫《小径分岔的花园》。我没有删改，只是加了点工：也就是说，我译成了英文，还加了点注释，不过我发现每重读一遍都会有多多少少的发现。还有数不清的修订。我准备把它发表。我们一会儿就念。”

“在我听到的片刻间，”我说，“那部书里写的是下棋，或者是寓言。您能不能念得清楚一点？”

“那部书是一盘巨大的棋局，或者说是一则寓言，它的主题是时间。”艾伯特说。

“但是彭冣本人在那部书里不露一点有关时间的看法，为什么？”

“因为那部书虽然提到时间，实际上却没有这个字。您猜一猜，这是什么缘故？”

我提出几个说法，但都不能解答。艾伯特说：

“有一个谜语，谜面是棋，谜底是下棋的时间，为什么谜语里不许提这个字？”

“我明白了，”我说，“小径分岔的花园就是那部杂乱无章的小说。若干种（并非全部）未来，就是这种种时间的交叉形象。”

“是的，”艾伯特说，“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我可以成为您的敌人。”

我又一次感到刚才说的那种心潮起伏。我觉得房屋四周潮湿的花园充斥着无数看不见的人。那些人是艾伯特和我，隐蔽在时间的其他维度之中，忙忙碌碌，形形色色。我再抬起眼睛时，那层梦魇似的薄雾消散了。黄黑二色的花园里只有一个人，但是那个人像塑像似的强大，在小径上走来，他就是理查德·马登上尉。

“将来已经存在，”我回答说，“不过我是您的朋友。我能再看看那封信吗？”

艾伯特站起身。他身材高大，他打开那个高高的柜子的抽屉，有几秒钟工夫，他背向着我。我已经准备好左轮手枪。我十分仔细地开了枪。艾伯特立刻倒了下来，一声都没有吭。我敢发誓他是当场毙命的，像一下雷击。

其余的事情微不足道，仿佛一场梦。马登闯了进来，逮捕了我。我被判绞刑。我很糟糕地取得了胜利：我把那个应该攻击的城市的保密名字通知了柏林。昨天他们进行轰炸；我是在报上看到的。报上还有一条消息说著名汉学家斯蒂芬·艾伯特被一个名叫余准的陌生人暗杀身死，暗杀动机不明，给英国出了一个谜。柏林的头头破了这个谜。他知道在战火纷飞的时候我难以通报那个叫艾伯特的城市的名称，除了杀掉一个叫那名字的人之外，找不出别的办法。他不知道（谁都不可能知道）我的无限悔恨和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