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于勒

一个白胡子的穷老头向我们乞讨。我的同伴达夫郎什，给了他五法郎。我大为吃惊。他告诉我说：这个乞丐让我想起一段往事，我这就给你讲一讲。这段往事我一直念念不忘。是这么回事——

我的老家在勒阿弗尔，没什么钱，只是凑合着过而已。我的父亲每天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才回家，薪水微薄，我还有两个姐姐。紧巴巴的家境让母亲很是难受，她时常拐弯抹角地对父亲说些尖酸刻薄的话。每逢这种时候，这个可怜人都会做出一种让我心碎的手势。他会抬起手掌在前额抹一下，仿佛要擦去并不存在的汗水，一声也不吭。我能感觉到他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痛苦。我们件件事情都得精打细算。别人请客我们不敢接受，免得以后要回请人家。买日用必需品，我们都是买打折的，或是剩下的仓底货。两个姐姐自己动手做衣服，为了十五生丁一米的花边要计较好一阵子。我们的伙食就是肉汤，再加各种方式做的牛肉。他们说这么吃有益健康，好长身体。不过，我宁可换换口味。要是我弄掉个纽扣、撕裂了裤子，准会招来一通劈头盖脸的痛骂。

不过，每个周日我们都会穿戴得整整齐齐去码头散步。父亲会穿上礼服，戴上礼帽和手套，让母亲挽着他的胳膊。母亲也会装扮一番，穿得像假日时彩旗招展的海船。姐姐们是最早准备好的，等待着要出发的号令。只是每次临行前总会在一家之主的礼服上发现污迹，必须用蘸了汽油的破布擦掉。于是父亲仍顶着礼帽，只穿着衬衣，等着她们为他收拾完毕。母亲戴上近视眼镜，脱下手套以免弄脏，忙得不亦乐乎。之后我们便庄严地出发。两个姐姐挽着胳膊走在前面。她俩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得把她们展示给城里人瞧一瞧。我走在母亲左边，父亲在她右边。我们每个周日那种可怜的、虚张声势的神态，我至今记忆犹新。他们神情严肃，姿势死板，迈着庄重的步伐，上身挺直，两腿僵硬，就像有极其重要的事取决于他们举手投足之间。每个周日，看到来自远方的轮船停靠港口，父亲都会说出那句一成不变的话：“要是于勒在那条船上该有多好啊！那会多么令人惊喜啊！”

我的叔叔于勒，是我们家唯一的希望，尽管他曾经是家里的丧门星。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听家里人提起他，我在想象里对他是如此熟悉，以至于觉得如果有一天可以见面，自己一眼就能认出他。对于勒叔叔去美洲之前的那段生活，他们都是低声细语地讨论，其中每个细节我都了如指掌。显然，他那时行为不端，也可以说是挥霍无度。对不富裕的家庭来说，这可是莫大的罪恶。有钱人家的子弟耽于享乐，人们只会说他“干了点蠢事”，叫他们“花花公子”，一笑了之。可家境困难的人家，一个儿子要是让父母动用老本，那就是耻辱，是败类。这样子区别对待也没什么不公平，行为是一样，可只有后果才能决定事态的严重程度。简而言之，于勒在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财产挥霍得分文不剩以后，还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父亲本指望能继承到的财产。按照那个年头时兴的做法，他坐上一艘开往纽约的船，被送去了美洲。

到那儿之后，于勒叔叔不知干起了什么生意，很快写信回来说，他挣了一笔钱，希望能补偿父亲因为他遭受的损失。这封信在家里引起了轩然大波。于勒，这个以前被人们认为毫无价值的人，一下子变成了正人君子，有良心的人。

有个船长告诉我们，于勒已经租了一家大店铺，在做一桩很大的买卖。

不久，于勒叔叔又来了第二封信，信上说：“亲爱的菲利普，我给你写这封信免得你为我的健康担心。我的身体很好，生意也很好。明天我要到南美去做一次长途旅行，可能好几年不会给你写信。如果我真的不给你写信，你也不必担心。我发了财，就会回勒阿弗尔的。我希望这一天不会太远，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幸福地过日子了。”

这封信成了我们家里的福音书，一有机会就拿出来念，一见到人便拿出来给人看。

结果，十年当中，于勒叔叔再也没有来过信，但父亲的希望却与日俱增。母亲也常常说：“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他真是一个有办法的人！”

于是，每个星期日，一看见大轮船喷着黑烟从天边驶过来，父亲总要说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唉！如果于勒竟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

那时大家简直好像马上就会看见他挥着手帕喊着：“喂！菲利普！”

对于叔叔回国这桩十拿九稳的事，大家还拟定了上千种计划，甚至计划到要用这位叔叔的钱置一所别墅。我不敢肯定父亲对于这个计划是不是进行了商谈。

我的大姐那时二十八岁，二姐二十六岁。她们老找不着对象，这是全家都十分发愁的事。

终于有一个看中二姐的人上门来了。他是公务员，没有什么钱，但是诚实可靠。我总认为这个青年之所以不再迟疑而下决心求婚，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我们家赶忙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且决定在举行婚礼之后全家到哲尔赛岛去游玩一次。哲尔赛岛是穷人们最理想的游玩的地方。这个小岛是属英国管的。路并不远，乘小轮船渡过海，便到了。因此，一个法国人只要航行两个小时，就可以到一个邻国，看看这个国家的民族，并且研究一下这个不列颠国旗覆盖着的岛上的风俗习惯。

哲尔赛的旅行成了我们的心事，成了我们时时刻刻的渴望和梦想。后来我们终于动身了。我们上了轮船，离开栈桥，在一片平静的好似绿色大理石桌面的海上驶向远处。正如那些不常旅行的人们一样，我们感到快活而骄傲。

父亲忽然看见两位先生在请两位打扮得漂亮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拿小刀一下撬开牡蛎，递给两位先生，再由他们递给两位太太。她们的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蛎壳扔到海里。父亲被这种高贵的吃法打动了，走到我母亲和两个姐姐身边问：“你们要不要我请你们吃牡蛎？”

母亲有点迟疑不决，她怕花钱。但是两个姐姐赞成。母亲于是很不痛快地说：“我怕伤胃，你只给孩子们买几个好了，可别太多，吃多了要生病的。”然后转过身对着我，又说：“至于若瑟夫，他用不着吃了，别把男孩子惯坏了。”

我只好留在母亲身边，觉得这种待遇很不公平。我父亲叫两个姐姐和女婿，三个男人一人付了两个半法郎。

父亲突然好像不安起来，他向旁边走了几步，瞪着眼看了看挤在卖牡蛎的身边的女儿女婿，就赶紧向我们走来。他的脸色十分苍白，两只眼也跟寻常不一样。他低声对我母亲说：“真奇怪！这个卖牡蛎的怎么这样像于勒？”

我母亲问：“哪个于勒？”

父亲说：“就是……我的弟弟……如果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在美洲，有很好的地位，我真会以为就是他。”

我母亲也怕起来了，吞吞吐吐地说：“你疯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他，为什么这样胡说八道？”

可是父亲还是放不下心，他说：“克拉丽丝，你去看看吧！最好还是你去把事情弄个清楚，你亲眼去看看。”

母亲站起来去找她两个女儿。我也端详了一下那个人。他又老又脏，满脸皱纹，眼光始终不离开他手里干的活儿。

母亲回来了。我看出她在哆嗦。她很快地说：“我想就是他。去跟船长打听一下吧。可要多加小心，别叫这个小子又回来吃咱们！”

父亲赶紧走去。我这次可跟着他走了。我注意地看他那身子笔直，显出很有礼貌的样子跟船长搭话。他先夸了船长几句，又打听船上有关的事，最后才问：“您知道点儿这个卖牡蛎的人的底细吗？”

船长很不耐烦，冷冷地说：“他是个法国老流浪汉，去年我在美洲碰到他，就把他带回国。据说他在勒阿弗尔还有亲戚，不过他不愿回到他们身边，因为他欠着他们钱。他叫于勒……姓达尔芒司，也不知是达尔汪司什么的。总之是个跟有钱亲戚吵过架的流浪汉。”

我父亲脸色煞白，哑着嗓子说：“啊！啊！原来如此……如此……我早就看出来了……谢谢您，船长。”

他回到我母亲身边，样子十分狼狈。母亲急忙问他：“怎么样了？”

父亲低声说：“是他，真是他。”

母亲吓得说不出话来，跟着结结巴巴地说：“我们怎么办？……”她马上又镇定下来，说：“应该把孩子们领开。若瑟夫既然全知道了，就让他去把他们找回来。千万要留心，别叫咱们女婿起疑心。”

父亲突然很担心地说：“咱们的麻烦可大了。”

母亲又说：“那咱们得想个办法，别叫那个小子再回来认咱们！”

她说着，给了父亲一个法郎，吩咐道：“去把牡蛎钱付清。要是那个讨饭的走过来，可别让他认出来！”

父亲递过那个法郎，心里很慌。他付给那个卖牡蛎的两法郎，找回了一百个苏的零钱。

这时，我看见了那个卖牡蛎的人。他的脸很脏，胡子和头发都很乱，身上穿着一件蓝布衫，腰里系着一条破围裙。我忍不住把父亲刚才给我的两个法郎给了他。我给了他十个苏的小账。

我母亲看见我这样做，吃了一惊，说：“你疯了！拿十个苏给这个人，这个无赖！”

她没有再说下去，因为父亲使了个眼色叫她别作声。后来大家都不再说话。

我们回来的时候改乘圣马洛号船，以免再遇见他。我的母亲已经气急败坏了。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父亲的兄弟。

这就是我的同伴约瑟夫·达夫朗什告诉我的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