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艾米丽的玫瑰

一

爱米丽·格里尔森小姐过世时，咱们镇上的人全部去参加葬礼了。男人是怀着敬意去的，因为一座纪念碑终于倒下去了。妇女们多半是出于好奇心，她们都想着看看老太太屋子里究竟是个啥模样，至少有十年，除了一个老男仆——既是花匠又兼当厨子，别的人都没有进去过。
那是一幢面积不小方方正正的木框架房屋，原来是刷成白色的，装饰有上世纪七十年代曾风行一时圆形屋顶、尖塔和涡形花纹栏杆的阳台，屋子坐落在曾是小镇最有派头的一条街上。可是现如今，汽车库与轧棉籽机把最最显赫的人家都挤了出去，唯独留下了爱米丽小姐的木屋在破烂堆里昂然挺立——这是何等让人痛心的一幅景象呀。不过如今，爱米丽小姐的躯体也将去跻身曾经最为煊赫人家的坟茔之间，去和在杰弗生一役中倒下的南北方军队阵亡者做伴为伍了。
爱米丽小姐在世时，始终是传统的一个化身，是义务与人们关怀的一个对象。打从1894年沙多里斯上校当上镇长那时起，也就是他下令黑人妇女不系围裙不得上街的那一天——他首先提出，必须豁免爱米丽小姐应缴的一切税款，期限从她父亲去世之日起，直到永远。这倒并非有意要对爱米丽小姐施加特殊恩惠，而必定是沙多里斯上校那一代人才能幻想出来的，大致的意思是，爱米丽小姐的父亲曾贷给本镇一大笔款子，而镇政府将用免收继承人税收的方式逐年归还。这样的故事只有沙多里斯上校这样的脑袋才能想象出来，也只有像爱米丽小姐这样的妇人才会信以为真的。
等到思想较为开明的下一代人当上市长或者参议员时，这样的安排便引起了小小的不满。新年伊始，他们给她发去了一张缴税通知书。二月都到了却仍然没有反应。他们又给她发去了一封正式的公函，请她方便时上司法官处去一次。一周之后，镇长亲自写信给她，要她前来，或者让镇长登门拜访或是派自己的车去接她来。这之后他收到了一张便条，那张纸倒是古色古香，字迹小小的，书法娟秀古雅，墨水已经有些陈旧，信里表示她已经完全不再外出了。纳税通知附还，未表示任何意见。
参议员专门为此事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访问她，他们敲了敲门，自从八九年前她停止她的瓷器彩绘班后，再没有一个访客进过这扇门。那个老黑人打开门让他们进来。老黑人带他们穿过幽黑的过厅，这里有一道扶梯通向更加阴沉的黑影。这里尘土味更重，活人的气味也更加淡了。老黑人引他们进入客厅。这里置放着一些阴沉的皮面家具。老黑人打开一扇百叶窗，来客看见皮革都已皲裂；他们坐下时，大腿两边冉冉升起一股稀薄的尘土；尘土在唯一的一道阳光里缓缓盘旋。在置放于壁炉前一个已褪去金色的画架上的是一幅爱米丽小姐父亲的蜡笔肖像画。
她一走进房间，来人便都站立起来——这是个身穿黑衣的矮胖女人，一条细金项链从脖颈直拖到腰际，没入腰际，她用以支撑自己的是一根镀金圆头业已磨损的黑檀木拐杖。她身架子小，也许正因如此，在别的女人身上看去像是丰满之处在她身上便显得臃里臃肿了。她看上去有些虚胖，像是在死水里长时间浸泡的一具尸体，连肤色也没了一丝生气。客人们表明他们的来意时，她陷没在脸上肉褶子里的那双眼睛，就宛若被摁在一个生面团里的两小颗煤块，朝说话者的一张张脸上扫过去又转回来。
她没有请他们坐下。她仅仅是站在门口安静地听着，一直到说话的那人磕磕巴巴地把话停了下来。这时候，大家才能听到隐没在裙子里金链子尽头那只看不见的表发出的嘀嗒声。
她的声音干巴巴的丝毫不带感情。“我在杰弗生镇无须缴任何税款。沙多里斯上校跟我说清楚的。也许你们中的一位可以在镇子档案室里查到记录，得到让你们满意的结果。”
“可是我们查过了呀。我们是镇政府当局派来的，爱米丽小姐。难道你没有收到镇长亲笔签署的通知吧？”
“我收到过一份通知，没错，”爱米丽小姐说，“没准那人自以为是镇长了……反正我是不用向杰弗生镇缴纳任何税款的。”
“可是档案上并没有任何你说的内容呀，你明白吗？那我们就必须走……”
“去找沙多里斯上校好了。我在杰弗生镇是无须缴纳任何税的。”
“可是爱米丽小姐……”
“去找沙多里斯上校吧。”（此时沙多里斯已经死了差不多十年了。）“我在杰弗生无须缴任何税款。托比！”老黑人出现了。“把这些位先生带出去。”

二

就这样她“连人带马”地战胜了他们，正如三十年前她在“臭味事件”中战胜了他们的父辈一样。那是在她父亲死去后两年，也是她的心上人——大家认为会娶她为妻的那一位，抛弃了她之后的不久。父亲逝世后她便很少出门了，心上人离去后镇上的人便基本上见不到她走出家门。也有少数几位妇女曾大着胆子去拜访她，可是却碰了一鼻子灰，她家中唯一有生命迹象的就是那个黑人——当时还是个小伙子——拎了只买东西的篮子走出走进。
“就仿佛一个男人——不管是什么样的男人也能把厨房收拾干净似的。”妇女们说道，因此在臭味愈来愈重时她们并不觉得意外。这无非是粗俗的芸芸众生跟高不可攀、傲慢不羁、桀骜不驯的格里尔森家族之间的一种联系方式而已。
住家紧挨爱米丽小姐家的一位妇女向镇长，那位年已八十的法官，抱怨了一通。
“可是夫人，关于此事，你要我怎么做呢？”他说。
“很简单嘛，派人去跟她说，得把臭味清除掉呀，”那位太太说，“不是还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吗？”
“我敢肯定这样做根本没有必要，”史蒂文斯法官说，“没准仅仅是她家里的那个黑鬼弄死了院子里的一条蛇或是一只老鼠。我见到过这小子会跟他说的。”
第二天，他又收到两份申诉，一份来自一位男士，走进办公室时他显得有点为难的样子。“我们对这件事真的不能不管了，法官先生。世界上最最不愿打扰爱米丽小姐的人要算我了，可是对这事咱们也不能不闻不问，总得有些作为吧。”那天晚上，参议员集合在一起开了一个会——那是三个花白胡子的半老头和一个年轻些的人，亦即是所谓“新生代”中的一员。
“这事再简单不过了，”他说，“派个人去关照她得把自己家里里外外好好清扫一遍。给她留出一定时间，倘若她仍然不……”
“得了吧，先生，”史蒂文斯法官说，“你总不能当着一位上流女士的面，对她说您身上有味儿吧？”
于是第二天晚上，午夜过后，四个男子悄悄穿过爱米丽小姐家的草坪，像小偷似的蹑手蹑脚地绕着宅子转了一圈，在砖砌墙根与地窖缝隙处嗅了又嗅，闻了又闻，有一个人则专门从肩膀上背着的一个口袋里掏出什么，像撒种子似的撒了下去。他们揪开地窖门，往里扔撒石灰，往旁边的附属小屋子里也抛撒。在他们再次穿过草坪往回走时，原来乌黑的一个房间里亮起了灯光，爱米丽小姐端坐在窗前一动不动，她背后是灯光，她身躯挺得笔直，就仿佛是一尊人体雕像。他们蹑手蹑脚地爬过草坪，进入街道两边刺槐树阴影之中。一两个星期之后，那股臭味总算消失了。
从此时起，人们开始真正为她感到难过了。镇上的人记起她的那位老姑奶格里尔森老太太终于完全变疯的陈年旧事，相信这一家人都有点自视甚高，超出了他们本来的身份。仿佛镇上任何一个年轻人都配不上爱米丽小姐，如此这般，不一而足。大家早已把他们看成一幅静态图像。穿白色裙子身材苗条的爱米丽小姐退居一侧，她父亲则叉开双腿、手执马鞭站在前面，背对着女儿，朝后开的门框正好成为他们的画框。到她快满三十岁仍然未嫁时，准确地说，我们还没有真正幸灾乐祸，而是认为，即使家族血统中确实存在疯癫因素，倘若遇到机会，她也不应该一个不剩统统坚决拒之门外吧。
她父亲去世时，镇上人得知，那所住宅便是她所能得到的唯一遗产；大伙儿对此却多少有些幸灾乐祸。这下子倒真终于能对爱米丽小姐抱着些怜悯心理了。单身一人，孤苦伶仃，她该逐渐懂得些人情世故了吧。此时此刻，她也会体会到自古以来，多一便士与少一便士，会对人的心理状态造成多么不同影响了吧。
父亲死后的第二天，镇上的妇女都准备上她家去表示哀悼与提供帮助，这也是当地的习俗。爱米丽小姐在门口堵住她们，衣着跟平时一样，脸上也没有流露出一丝悲伤的情绪。她告诉她们自己的父亲并没有死。一连三天她都如此，不管教会牧师也好，医生们也好，都来劝说，要她让人们帮忙把遗体给埋了。不过正当他们试图采取法律手段强行处理时，她精神上倒垮了，于是大家赶紧把父亲给埋葬掉。
当时我们并没有认为她是疯了。我们相信她出于感情必须得这样做。我们记得她父亲曾怎样赶走了所有的年轻人，我们明白，现如今她没有了一切，她必须得抱紧剥夺了她所有一切的那个人，换了别人肯定也会这样。

三

她病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我们重新见到她时只见她把头发剪得短短的，让人觉得她看上去像是个姑娘，有点像教堂里彩色玻璃窗上的一个天使——显得既是悲惨却又崇高。
镇政府此时刚与人订好合同，准备铺设人行道，她父亲去世后的那个夏天工程开始了。建筑公司派来了黑人、骡子和建筑器械，领头的是一个名叫霍默·巴罗的北方佬——是个硕大、黝黑、工作熟练的人。他说话声音洪亮，眼睛颜色比皮肤稍浅一些。成群的小小孩会跟在这帮工人的后面，听他咒骂黑人的声音，而黑人工人则会跟着锄头的起落唱歌。要不了多久霍默就跟镇上每一个人都成了老朋友。但凡你听到广场附近响起了笑声，霍默·巴罗准是在人群的中心。很快，我们就开始见到他和爱米丽小姐在星期天下午驾着从马车行租来的很配称黄车圈轻便马车出游了。
最初，我们这些镇里人感到高兴，因为爱米丽小姐对于新事物产生了兴趣，可不，妇女们全都说：“一个姓格里尔森的人是绝对不会看上一个北方佬，一个打零工的家伙的。”可是也有别一些人，老一辈的人，会认为，哪怕是有丧父之忧，一个真正的望族女子也不该忘掉自己的高贵身份呀——当然，现下是不讲究什么高贵身份了。他们仅仅说：“可怜的爱米丽。她们家亲戚也该出来管管她了。”她在亚拉巴马州有一些亲戚，可是多年之前，她父亲因为地产问题跟那个疯婆子韦亚特吵翻了，两家人已经多年不来往。连殡葬的那一天都没有任何一个亲戚到场。
老一辈人刚开始说“可怜的爱米丽”，便开始有人遮住嘴边悄悄耳语了。“你认为那样的事儿的确是真的吗？”人们在悄悄耳语。“那还假得了？还能有旁的什么……”这都是用手半遮住嘴巴说的，当那对那女主角正在星期日下午的烈日下，坐在发出嘚嘚声的双马所拉的车上从街上经过时，穿了发出窸窣声的丝绸衣衫的女人在百叶窗后悄悄耳语。
她把头抬得高高的——即使在我们都相信她已经堕落以后。就仿佛她比任何时候都要求得到承认，作为格里尔森家族末代人物她具有尊严；也仿佛她需要与世俗生活强烈接触以显示她对这种生活的无所畏惧。这可以从她购买毒鼠药，那种含砷毒药一事中看得出来。那已经是人们开始议论“可怜的爱米丽”一年多后的事了，当时正有她的两位女亲戚来探望她。
“我要买一些毒药。”她对药剂师说。此时她已经年过三十，仍然是个身材轻盈的女子，只是比平时更消瘦些，两颗冷酷、傲慢的眼球镶在了一张额角、眼眶处绷得紧紧的，正如你认为一位灯塔守望者脸上看去该有的那样。“我要买些毒药。”她说。
“好的，爱米丽小姐。要哪一种呢？是杀死老鼠这一类的吧？我可以向您推荐——”
“我要这最最好的，是什么种类的我不管。”
药剂师列举了好几种。“它们能杀死任何活物，包括一头大象在内。不过你所需要的是——”
“砒霜，”爱米丽小姐说，“这一种效果好吧？”
“您是说……砒霜？是的，小姐。不过您想用它来……”
“我要的就是砒霜。”
药剂师低下头来盯着她。她也直直地盯看回去，那张脸像一面绷紧的旗。“呃，当然，”药剂师说，“倘若您要的是这一种。不过法律规定您得说明是打算拿它来干什么用的。”
爱米丽小姐仅仅是用眼睛向他盯去，她的头往后仰了仰以便直接能向他的眼睛盯视，到头来他只得朝别处望过去，并走到后面去掏出一些砒霜，包好。打杂的黑人童工把小包拿出去交给了她；药剂师没有再回店堂。她回家打开小包，见到纸盒上印有骷髅与人骨的图样，下面写着“毒鼠用品”。

四

于是，第二天，我们镇上的人都纷纷说“她要自杀了”。我们还说这真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当我们最初看到她与霍默·巴伦开始同出同进时，我们都说过：“她准会跟这男的结婚。”接下去我们又说，“她还得想法子让这男的向她开口求婚呢。”因为霍默自己跟人说过——他喜欢跟男人厮混，大家都知道他在埃尔刻人俱乐部跟比他嫩一些的人一块儿喝酒——这不像是个快要结婚的人的行为呀。再后来我们又说：“可怜的爱米丽。”此话是躲在格子窗后面说的，这是在星期天下午，我们瞅见两人坐着马车扬长而过，爱米丽小姐高昂着头，霍默·巴伦则把他那顶帽子歪推在头后部，牙缝里叼着一根雪茄，将马鞭捏在戴黄皮手套的手中。
这时候，有几位上层社会的女士开始议论，说这件事是地方上的一个耻辱，对年轻一代也是个坏榜样。男人都不想多管闲事，可是女士们终于迫使浸礼会的牧师——爱米丽小姐一家都隶属圣公会——去拜访她。访问时发生了什么牧师始终绝口不谈，可是他死也不肯做第二次的拜访了。接下来那个星期天，那一对男女驾着马车在大街上张扬开了，第二天，牧师太太便径直给爱米丽小姐在亚拉巴马州的亲戚写了信。
于是爱米丽小姐的家里又有她的近亲来访了，我们便稳坐家中，静观事情下一步会往何方发展。最初，任何进展都没有。我们料定这对情侣必将结婚。我们听说爱米丽去过一次首饰店，订制了一整套银质男用盥洗器具，每一件上都刻有H·B的字样。两天后我们又知道她购买了一整套男人服饰，连睡衣也包括在内，于是我们说：“他们已经结婚了。”我们着实高兴。我们高兴的是，比起爱米丽小姐，那两位堂姐妹倒更加具有格里尔森家族的气质。
因此当霍默·巴伦离去时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诧异——街道铺设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稍稍感到失望，是因为缺少了一番送行告别的热闹，不过我们都相信他离去是为爱米丽小姐的前去做好准备，或者是提供一个机会让她把那对堂姐妹赶走。（到此时，大家都拧成一股绳，站在爱米丽小姐这一边，指望她把那对堂姐妹轰走了。）一点儿不差，一个星期之后她们离开了。而也果不其然，正如大家猜想的那样，三天不到，霍默·巴罗又回到镇上来了。一个近邻见到一天黄昏时分，那个黑人启开厨房门，将他让了进去。
这却是镇上人最后一次的见到霍默·巴罗了。至于爱米丽小姐，大家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她，那黑人拎了卖菜的篮子进进出出，可是前门总是关闭着的。时不时我们可以见到她出现在窗前，姿势与几个男人去洒石灰的那个夜晚一样，不过大约有六个月她没有上街。大家知道这也是预料中的事；仿佛老爷子脾性那么暴烈，曾多次让女儿的生活多番遭受挫折，死去后依然恶毒执拗，不肯轻易放过女儿似的。
等到大家再次见到爱米丽小姐时，她已经发胖，头发也开始变得花白了。接下去的几年里头发花白得越来越厉害，直到变成了铁灰色，后来便不再变得更白了，一直到七十四岁去世时，她一直保持着生气勃勃老年男子的那种铁灰色。
打那时起，她家的大门始终是关着的，除了有六七年，当时她大约四十来岁，在这段时间里她开设了一个教授瓷器彩绘的班子。她把一楼的一个房间辟为教室，南军沙多里斯上校那一代人的女儿与孙女儿们会按时一课不拉地前来学艺，就跟星期日上教堂往受捐献盒里投入一枚二角五硬币时同样虔诚。这整段时间，她都是不用缴纳税款的。
接下去，新的一代成为镇子的主持者与精神领袖，彩绘班的学生也长大成人，渐次离开，也不再逼迫她们的孩子带着这样那样的颜色盒、讨厌的画笔盒和妇女画报上剪下来的插图上她家来了。前门在最后一个离去的学生之后关上，这一回是再也不开，永远关上了。在小镇实施免费邮递制度时，爱米丽小姐不让邮局在她的门上钉上一个金属号码牌，底下连着的邮箱也坚决不让钉。他们说的道理她一概置之不理。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们眼看着那个黑人头发变得灰里带白，脊背越来越弯，提着个篮子进进出出，每年的十二月，我们都给她寄去一张纳税通知，一个星期之后原件又由邮局退了回来，意思是“无人收取”。时不时，我们倒能从楼下的一个窗子里见到她的身影——显然她是把三楼的门牢牢地钉上了——她仿佛是神龛里的一尊雕刻出来的偶像，也许是看到我们，也许是没再看，我们根本说不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就这样地活过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高高在上，深不可测，无法接近，怪僻乖张，令人望而生畏。
再往下去她去世了。在一所充满尘埃与阴影的宅子里病了一阵，只由一个自己走路都走不稳的黑老汉来伺候她。我们都不指望能从那个黑人那里打听到任何消息了。他跟谁都不说话，也许对她也是这样，像是由于久不说话，他的嗓子已经变得完全喑哑了。
她死在楼下的一个房间里，在一张围有帐幔的沉重胡桃木床上，她那花白的脑袋靠在一只枕头上，那枕头长久不见阳光已经变得发黄与长满霉菌了。

五

老黑人在前门接待了第一批来到的妇女，把她们请了进来，她们进来时发出压低了的嘁嘁喳喳说话声，眼睛好奇地四下张望，这以后老黑人就消失不见了。他打宅子当中直穿而过，从后门走了出去，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见到过他。
那两位堂姐妹随即赶到。她们在第二天便主持了葬礼，全镇人都前来观看覆盖在一大堆鲜花下的爱米丽小姐，停遗体架前，她父亲那幅蜡笔画像上的脸仿佛在沉思，妇女们则七嘴八舌地发出压低的、表示恐惧的声音；一些早已进入耄耋之年的高龄人——有些还穿着特地刷干净的邦联军的制服——站在门廊和草地上，谈论爱米丽小姐的事，仿佛她跟自己是同一辈人似的，跟她跳过舞，说不定还向她求过爱，把数学级数的前后次序全都搅混了，人老了免不了都会这样，在他们心目中，过去的时光并非一条逐渐湮没的路，而是恰恰相反，是从不会有冬天的一片大牧场，仅仅是依靠一个狭窄的瓶颈跟近几十年相联系而已。
我们已经得知，楼上有个房间，四十年都未曾有人进去过，要撬开门非得用蛮力不可。
等爱米丽小姐正式入土后，大家才去撬门。猛地撞开门的那股暴力像是让这个房间哪儿哪儿都是尘土。这间屋本来是布置设计为一间新房的，如今却充满了愁云惨雾；一层坟穴里才能有的细细的尘土落在褪去颜色的玫瑰色帐幔上，落在玫瑰色的台灯上，落在梳妆台上，落在排列整齐的水晶饰物上，也落在褪了色、摆放整齐、背后镌有姓名起首字母的一套银制男人盥洗用具上，如今连两个字母也已变得模糊不清了。在这些杂物上放着一只领圈和一根领带，就跟刚放上面似的，把它们拿起来，只见尘土上留下了一个浅灰色的新月。一把椅子上放着一件衣服，折叠得很整齐，椅子底下是两只默不作声的皮鞋以及乱扔出来的一双臭袜。
躺在床上的正是那个男人。
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仅仅是站立在那儿，盯视着这副深不可测、没有了一丁点儿肉的咧嘴笑容。这具尸体显然在做出一副拥抱的姿势，可是如今，长眠比爱情更持久，甚至都战胜了对爱恋的嘲弄，对这个男人的背叛做出了报复。他所余下的一切，在破烂的睡衣下腐烂的一切，已变成床垫密不可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身上和他的枕头上，甚至都积起了一层层驯服而无意志的尘土。
接着，我们注意到旁边的那只枕头上有人头压下去的痕迹。我们中的一个人从那只枕头上捡捏起了什么，俯身下去，在那层细细的眼睛几乎看不清楚的尘土里，我们瞧见了一长绺铁灰色的头发。